中美大变局
刚刚过去的2018年风急浪高，中美博弈屡起波澜，直到此刻，仍是惊涛拍岸，观者惊心。
2018年末，随着G20峰会上中美贸易战的暂时“息兵”，观者都以为接下来的三个月会在谈判桌上的折冲樽俎间迎来相对的平静，可曲未终人不散，先是美国国务卿蓬佩奥在演讲中指中国为“坏人”（Bad Actor），接着便是加拿大应美国当局要求逮捕了孟晚舟，激起舆情轩然，而随即中国则连拘数名加拿大公民，更是将这出多幕剧不断推向高潮。
自从特朗普上台之后，中美关系如静水起狂澜，曾经平和、紧密甚至些许的彼此默契被打破了，美国挑起的贸易争端将两国瞬间置于短兵相接的境地，论者哗然：对川普本人的口诛笔伐，对孟女士事件的法律解读，还有退而自省的政策反思，让这一时期的中美关系格外耀目。
但以笔者所见，无论是就特朗普及其幕僚的个人政治倾向大加挞伐，还是从法律技术层面解析孟之遭际，乃至躬身痛悔华为“触法”的自省自虐之举，都在很大程度上将这一话题看“小”看“偏”了。
美国于此时频频发难，显非偶然，而是两国宏观态势长期演进的结果，所谓“蓄之既久，其发必速”，有“势”所必然之理。
一、看似美丽却并不美好的“中美国”
要理解中美的当下之“变”，自然要先回望一眼此前之“常”。
自从“中美国”（Chimerica）一词被哈佛大学教授尼尔·弗格森创出后，这一风靡全球的概念成为许多人观察两国关系的基点，而不少国人更将其理解为：中美携手，共同参与全球治理——可惜，这实在是一厢情愿的美丽勾画。
过去的数年间，尽管两国时有龃龉，但总体依旧保持了平稳协作的态势，而紧密的经贸联系更被视为双边关系的“压舱石”。携手共舞似乎成了未来可期的常态。
不过如果穿透似是而非的“G2”光晕，我们会发现这种和谐是建立在并不平等的互补之上的。
二战后的美国由曾经的产业资本主义向金融资本主义跃进，全球成为其金融资本收割的牧场，而美元的主导地位则保证了其攫取他国利益的便利与快捷：只要开动印钞机，便可以用纸来换取别人的真实财富。如此低成本、高效率的交易，使得美国在这一游戏规则下获得了最大的利益。简言之，便是论者常常说到的美元薅全球羊毛的“铸币税”。
而在这一体系下，中国此前无疑贡献了最多的“羊毛”——成本低廉，体量巨大，制造业发达，贸易门类齐全，更重要的是，中国在诸多高端产品、服务领域的差距，使得据有相对或绝对优势的美国天然成为首要供应方，从而获取了最为丰厚的垄断利润。
中美双边贸易中的双顺逆差关系最能反映出这一关系的实质。
中国在经常账户上的对美顺差，就是将大量制造业商品输入美国，在赚取美元的同时，更保障了美国的低通胀，而中国靠扛大包卖苦力挣来的美元，又以极低的价格输入美国（大量购买美国国债），使美国再以资本的形式投资到包括中国在内的其他地区，赚取利差。而由此表现在资本账户上，中国对美也是顺差。
这样的双重顺差的实质，便是美国可以在实体和资本经济层面薅两次羊毛，并可通过周而复始的循环，实现其内部社会经济的繁荣与全球治理秩序的稳定——这是个相当精巧的顶层制度设计。
显然，要实现这样的循环，能为美国提供海量廉价商品和巨额资本盈余是这一体系得以运转的重要前提与基础，而此前的数年中，中国无疑是这一角色最重要的承担者。在这一架构中，美国攫取了超额双重利润以供养自身昂贵的民主福利制度，而中国则以沉重的代价来赚取美元、厚积资本、升级产业、作养人才、促进科技，以逐渐完成自身的“原始积累”。可以说，中美在这样的体系下有着各自的角色，分工而互补，也算各取所需，合作平顺。
中国相当于一个吃苦耐劳、踏实能干的打工仔，为美国这个老板创造了巨大的价值，而老板则从丰厚的收益中拿出一些作为薪水。打工仔生活有所改善的同时，省吃俭用，渐渐有了点积蓄，劳资双方一段时间内相安无事——这就是过去二十年间中美关系之所以较为和谐的本质。
但显而易见，这种看似平和的框架下掩盖着极端的不平等，以及由不平等所集聚的冲突与对立。“遍身罗绮者，不是养蚕人”，中国不可能一直安于“为他人作嫁衣裳”的角色，而美国作为“既得利益者”，则极力维护自身少劳多得的地位，演变下去，便是一场国际层面上的“阶级斗争”与“阶级革命”。而美丽却并不美好的“中美国”外衣则被无情地剥落，原形毕露。
除了作为生产者和储蓄者的角色，包括中国在内的多数国家和地区在这一体系安排下，还有个重要功用，即美国危机转嫁的承载者与消化者。由于美元的强势地位，美国出于自身利益的考虑，就货币政策的运用缺乏强制约束，因此，美联储的每一次加息与减息，收紧与宽松，都会触动他国的神经，并据此跟进反应。实际上，美国对货币工具的每一次私心自用，都会在全球制造巨大的泡沫、危机与震荡，而被绑架到这一体系上的各国，客观上都分担了美国金融危机的成本，从而极大缓解稀释了美国自身的麻烦。
就供应廉价产品、提供资本利得、吸纳危机成本这几方面而言，美中关系更类同于殖民时代宗主国与依附国/殖民地的关系，因此学界有人将其称之为中国对美国的“和平依附”。
不过在笔者看来，这种所谓的“和平依附”与殖民时代最大的不同在于，中国拥有完全的政治主权，从而掌握了经济发展路径的自由裁量权，而这种实质上并不平等的依附关系，却是中国自主作出的选择——在当时的国际形势下，只有主动将自身嵌入这一美国主导的政治经济体系，才能盘活自己的存量资源，从而实现经济的起飞，而在此过程中必然要付出相当的代价，这也是无可奈何的。
相较于“和平依附”，我觉得这一过程更确切的描述应当是：中国“赎买”国家发展权。
再听听“中美国”一词的始作俑者弗格森自己的诠释：
我是用这个词来描述中国加美国这样一种中美关系。一个国家负责出口，另一个国家负责进口，一个国家负责花钱，另一个国家负责储蓄。美国通过这种模式，实现了美国经济的腾飞。但是多年如此消费后，美国现今实在无力支撑这种消费模式了。中国和美国就像一个婚姻，但这种婚姻是幻觉，是不能持续的，如果长期只让你存钱他花钱，这种婚姻是持续不下去的。
显然，“中美国”的内涵并非是让中国分享全球治理的权力与尊荣，而是希望中国承担更多的成本，以维护现行体系的运转。
但就连美国人都清楚，这段不平等的联姻终有难以为继的一天。
二、中美变局的内涵：百年未有之大变局
如上文所述，中国是自主加入这一不平等的以西方（以美国为首）为主导的世界政治经济体系的，尽管“学费”昂贵，却是当时“两害相权取其轻”的最优选项。但“赎买”只是手段，“发展”才是目的，一旦达到两者“倒挂”的临界点，中国必然会加以调整，此前的格局便会为之一变。
显然，当下的中美关系已处于待变的历史关口。
近几年，官方文件与领导讲话中，“百年未有之大变局”频频出现，可言者谆谆，听者藐藐，许多人一略而过，没当回事。其实别以为这是官场的套话具文，实际上确是对当今时代迁移的客观描述。
网上曾有人戏言，如果将百年前和今天作一比较，会发现其实历史在原地踏步。1900年，打进北京的八国联军几乎囊括了当时世界上所谓的“列强”：英、俄、日、法、德、美、意、奥；而如今，“G7”/“G8”集团则由西方几大工业国组成，除了“伪列强”奥匈帝国早已灰飞烟灭，为“后起之秀”加拿大所取代外（实则加拿大当年就内嵌于“大英帝国”之中），两份名单竟惊人地一致——世界的权力与财富格局确实有着强大的惯性与顽固的承袭。
但变局又是显而易见的：百年前，所谓的国际事务即是列强间的争斗往来，他人无权置喙，而今天，西方再重要，也不可能肆无忌惮地决定全球态势了，否则也不会出现“G20”这样的协调机制了。
而在这一产业、财富、力量的重新布局中，最大的变量就是以中、印为代表的新兴市场国家，它们携自身人口、土地、文化尤其是立国规模宏大之力，吸纳西方数百年科学技术积淀之功，一跃而起，将全球产业链条、要素市场、价值分工作了极大的重构，使得世界治理秩序、运转逻辑、权力架构有了迥异于百年前的样貌。
今天的中国是有力量的，这点切不可妄自菲薄。
走过百年，世界格局之“变”方兴未艾，前景仍显晦暗不明，而“变”中最牵动未来走势的，显然是中美形态的演进，而最核心的，则是中国重构两国关系的意愿与能力。
如上文所述，中国多年打工，渐有积蓄，集聚资本的同时，对于美国全球薅羊毛的顶层设计与运作技巧也了然于胸：大致而言，美元作为事实上的“世界货币”来攫取全球资本收益，美元背后则是政治军事强权赋予的终极信用，而科技上的领先，产业上的“代差”，则将资本攫取收益的“剪刀差”扩张到最大边际，也保障了军事上的优势。可以说，金融、军事、科技三位一体，共同支撑着美国的“老板”地位。
如同一个打工仔在为老板卖苦力多年后，有了本钱，又明白了做生意的门道，还出于对此前自己活多钱少的不平，自然会萌生自立门户的念头：无非就那两下子，你行，我也行啊！——如今的中国就想摆脱一直给人打工的命运，自己当个小老板，收益自己拿，尽快实现丰衣足食。
中国的思路也很简单明晰：既然美国人是靠金融、军事、科技这三根支柱（还有与此相配合的文化、制度、意识形态等上层建筑）来构筑自身的超然地位的，中国便在这几方面着力，依样画葫芦也就是了。
近年来，中国在内外方面大政频出，令人颇有目不暇给之感，但如果清楚了上述逻辑，便会发现实际上都是按既定“剧本”来上戏码，太阳底下本无新鲜事嘛。
金融方面：成立亚投行，推动“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双边本币结算，在英国伦敦设立人民币离岸清算中心，在上海、香港交易所陆续推出人民币黄金、人民币原油、人民币铁矿石等，这些显然是在推进人民币国际化的步伐，以获取核心资源的定价话语权，实质即是将人民币“资本化”，为未来获取国外资本收益布局。
军事方面：航母接连下水（近期有未经核实的报道说第三艘航母已在建造），大造军舰，强力推进南海岛礁建设，又推出改革开放以来最大规模的军改，等等，这些整军备武之举，既有战略震慑的宏观考虑，也有保障未来投资安全、交通要道的现实需要，更有为人民币国际信用“赋权”的终极目标，这点我们后面还要谈到。
科技产业方面：科研经费投入逐年攀升，2015年1.4万亿，2016年1.57万亿， 2017年1.76万亿，R&D经费投入强度（R&D经费与国民生产总值的比值）三年分别为2.07%、2.11%、2.13%，投入之巨，已仅次于美国；根据中国科学院和科睿唯安共同发布的《2017研究前沿》分析报告，在10个大学科领域里，美国表现突出，中国稳居第2，而在143个研究前沿中，中国取得了24个前沿的领跑位置，美国则领跑87个前沿的发展，差距虽然很大，但中国追赶速度却非常之快；而在贸易战中被热炒的“中国制造2025”，则聚焦智能制造、工业强基、高端装备创新等五大工程，以及新一代信息技术产业、高档数控机床和机器人、航空航天装备等十大领域，直指世界制造强国的目标——尽管有人不以为然，嗤之为“口号”，但已足以令西方不安。
文化价值方面：正如十九大报告中所宣示的：“为解决人类问题贡献了中国智慧和中国方案”，中国积极将“文化自信”推向世界，不仅“自信”，还要“他信”；美国战略学巨擘布热津斯基在2012年刊行的《战略远见》中也承认：“中国对第三世界的吸引力与日俱增”。中国的发展速度与成就附着着相应的价值观，向境外扩展，不可避免地在空间上对西方意识形态形成一定的挤压。
可以说，中国体量的快速增长，使得美国在各个方面都感受到了事实上的压力，这里面既有中国实现“伟大复兴”的强烈主观意愿在鼓舞，也有社会经济发展的客观规律在驱动。
“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就是我们的奋斗目标”——这既是中国政治价值观层面的官方宣言，也内蕴着社会经济发展的现实要求。
四十年的改革开放，使得中国面貌发生了巨大变化，富裕阶层不断扩容，生活水平极大提高，但不可否认的是，贫富、城乡、东西部三大分化加剧，社会矛盾累积，且不时有尖锐化表象。而要缓解乃至消弭社会矛盾，在注重公平正义、做好存量财富分配的同时，获取增量财富、把蛋糕做大就是更为迫切的需求。由此，将政治、经济乃至军事的触角伸向全球，在更大空间内获取资源，取得收益，保障安全，成为了中国继续发展的必然选择。
而中国的继续发展（我不喜欢用“崛起”这个词，虽然充满张力，蓬勃饱满，但也带着霸气与压迫感），将会极大冲击现状：产业链条分工的修正与再构，资源产品的流向改造，全球收益的重新分配，力量分布的转移，等等。总之一句话，会带来全球政治经济秩序的剧变——如果不是颠覆的话。
“卧榻之侧岂容他人鼾睡”，作为“既得利益者”，美国与西方当然会就此作出评估并寻找因应之道的。
三、美国的思路与反应
中国的继续发展，令既成的权力财富布局与利益分配格局感到了前所未有的压力，而美国作为这一秩序的主导者与汲取者，焦虑与紧张也日益增加，使得中美关系也达到了一种“临界点”。
现在论及中美争端，无论是所谓的专家，还是网上的吃瓜群众，动辄就端出意识形态、价值文明、法律体系、民主威权这套“高大上”的话语来加以诠释论证，走得远的，甚至对中国现状口诛笔伐、堕入国内如何如何不堪的情绪宣泄中。
中国现阶段，固然问题多多，一味沉溺于“厉害了我的国”之类的虚火上升当然贻笑大方，但看不到进步，以为处于暗无天日之中，企盼美帝“王师”救自己于水火，那更是一厢情愿的单相思。
看现今的中美关系，其实没那么复杂，美国人自己说得已经很清楚了。
2018年10月4日，美国副总统彭斯在哈德逊研究所上发表演讲，对中国进行了全方位的批评，引起轩然大波：
虽然我们希望改善与北京的关系，但我们将继续坚定地捍卫我们的安全和我们的经济。
本届行政当局将继续采取果断行动，保护美国的利益、美国的就业和美国的安全。
2018年11月7日，保尔森基金会主席、美国第74任财政部长亨利·保尔森在新加坡彭博创新经济论坛上讲话里谈到：
尽管很多人都把对华关系转向归于特朗普政府，我不认同这个看法。
当前的趋势很可能会在美国政策制定界长期持续下去。
一个正在形成的共识是，中国不但对美国是个战略挑战，同时中国的崛起已经损害美国利益。
美国人越来越相信中国是一个同一级别的竞争者，在推行有敌意的政策，并对美国构成战略挑战。
2018年12月10日，美国国务卿蓬佩奥在接受美国保守派电台访谈节目《休·休伊特秀》采访时表示：
“在未来的5年、10年、25年里，仅仅从中国人口数量、财富和内部制度来看，中国是美国在中长期的最大威胁。”
从以上随手举出的几例，可以很明显看到美国人对待当下两国关系的着眼点与驱动力：价值体系、意识形态固然重要，但自身的安全、经济无疑是更为优先的考虑，而“利益”则置于一切的核心位置。
显而易见，在美国人看来，现阶段的最大国家利益，便是如何应对中国的“战略挑战”/“威胁”。
那么问题来了，为何美国偏偏和中国过不去？难道真的仅仅是因为中国的政治体制、官方价值有悖于民主自由的意识形态，美国出于一腔义愤，路见不平一声吼嘛？
其实稍作思考，便知并非如此简单。中国改革开放以来，以往强烈的意识形态色彩渐趋淡化，实际上“欧风美雨”倒是又来了一轮，将中国从红色洗染成了资本主义体系内呼风唤雨的角色。而在中国价值观“西化”程度加深、共识日益增多的进程中，美国对中国的不满却陡然上升，这显然不是单纯的意识形态在作祟，而是现实利益在驱动了。
对此，美国前总统奥巴马曾一语道破天机。
2010年5月，奥巴马在白宫接受澳大利亚电视采访时，针对中国想要在“用足机遇”之后转变发展方式、让中国人民也过上富裕生活的历史选择，发出了严厉警告：
如果10多亿中国人口也过上与美国和澳大利亚同样的生活，那将是人类的悲剧和灾难，地球根本承受不了。
——中国要参与重新划分存量蛋糕，而且胃口还特别好，这才是对美国利益最根本的触动。
那为什么美国会感到中国要动自己的奶酪呢？
让我们看一下现实。
目前全球约70亿人口，包括美国在内的发达国家共8亿人，如果扣除发达国家贫困人口，加上发展中国家的富裕人群，全球过上舒适生活的人满打满算也不会超过10亿——1:7，这就是目前世界存量蛋糕的分配现状。
为什么“中等收入陷阱”的阴影始终笼罩着那些成绩亮眼的发展中国家，挥之难去？
看组数据。
二战结束后，世界经济经历了一段高速增长，多数国家从中获益，少数国家地区甚至抓住机遇，举措得当，一举跨越“中等收入陷阱”，得以跻身发 达国家俱乐部，一时间，人类对未来的期许顿觉光明无限。
但隐忧也如影随形般蔽日而来。
就世界GDP增速而言，如果以每10年平均增速作为单位计算的话，这几十年的数据是这样的：
20世纪60年代增速是5.32%；
70年代是3.77%；
80年代是3.16%（WB）或者3.30%（IMF）；
90年代是2.81%或2.86%；
21世纪00年代是2.59%或2.52%；
10年代则是2.45%或2.55%。
很显然，经济增速在持续下降，这意味着什么？意味着做大蛋糕越来越难，从总量上想支撑更多的人享受现代生活将是非常困难的——如果不是不可能的话。
再看看二战后挤进发达国家/地区行列的，其实非常集中：亚洲四小龙。而这几个经济体的特点也相当一致：面积小、体量小、人口少，最大的韩国也不过5000万人，而最小的新加坡只是个微型城市经济体。从本质上说，二战后经济的增量，其实也只能允许这么点人口“走进现代”。
从这个角度而言，让14亿人摆脱短缺经济，享有现代生活，确是前无古人的伟大理想与事业，毫不夸张。
这一伟大理想当然与世界经济疲软的现状产生了“结构性”矛盾，而更令既得利益者“恐怖”的是，就是在蛋糕就这么大的情况下，中国却在拿走越来越多的份额。
从21世纪开始，全球人均电力消耗年增长只有1.1%，中国是7.3%，发达国家几乎没有增长。2009—2015年，6年时间全球电力消耗量增长了17%，中国增长了52%，美国只增长了6%，全球电力消耗量增长的57%是中国贡献的。
2016年，中国拿走全球石油的15%，全球铁矿石的50%，全球主要大豆出口国出口量的70%。然而现在中国人均肉类消耗量、人均汽车保有量、人均电力消耗分别只是美国的50%、20%、30%。我们可以想想，如果中国这几项指标要追平美国，是个什么概念？需要多少资源支撑？美国人能坐得住嘛？
在全球范围内，决定一个国家福利水平高低的无非两个因素：“蛋糕”的大小和获得的多少。当美国发现做大蛋糕越来越困难时，回头全力阻击越来越近的追击者就是最合理、最现实的选择。
戈莫里和鲍莫尔在《全球贸易和国家利益冲突》中阐述了贸易从共赢到冲突的动态变化的逻辑。具体的量化分析限于篇幅和主旨，这里不多说了，总而言之一句话：后发国家在追赶的过程中，随着经济体量越来越大，其与守成大国的贸易关系，将从互惠变为冲突。
在后发国家中，中国的特殊性在于：她太大了！——与整个欧洲相当的面积，占世界五分之一的人口，还有着伟大历史记忆的召唤（要不怎么叫“复兴”），加之一日千里的追赶脚步，这简直具备了“合格反对者”的所有条件，怎么能让美国安枕呢？
四、中国的选项
逻辑已经很清楚，在此消彼长的存量博弈思维下，美国对于中国的阻遏是个必选项，这已远远超越了形而上的价值对垒与道德层面，而转为形而下的现实利益争夺。
对此，中国将如何抉择呢？
近年来，无论是领导人的讲话，还是官方的宣言，都多次重复着一句话：
“太平洋足够大，容得下中美两国。”
这么诗意却又朦胧的语言，我估摸着习惯了精确描述思维的美国人大概率是没听太懂的。
其实这话已经把中国的战略意图表述得很清楚了：
中国不想走“赢者通吃”的老路，也无意于一家独大，但在努力做大蛋糕的同时，我们要分享更多的资源、荣誉与利益，我们不搞“阴谋”，搞的是光明正大的“阳谋”。
说得更直白些，那就是：在“薅全球羊毛”的顶层设计中，我承认你的优势、尊重你的利益，但好处不能你全占了，我也想分一杯羹，大家有事好商量，但千万别冲动，弄得把锅砸了。
很显然，这对于之前你输我赢、你死我活的大国博弈思维，无疑是个突破。
但关键是，美国人凭什么信你，凭什么让渡你利益？如果美国人不接受你这套，那你就是一厢情愿地真做梦了。
中国会怎么做？
文武之道，一张一弛。
前面我们提到过，美国之所以能收取美元“铸币税”，表面看是美元的全球储备货币地位，其根源则是美国的政治军事强权。用枪杆子来保证美元的国际信用，这才是真正终极的“刚性兑付”与不必宣扬的公允价值。
中国的整军备武则正是沿着“止戈为武”的传统智慧来部署的。
从经济学的投产比角度而言，贸易交往之所以成为当前国际关系的主要形态，是因为其能以较低成本带给各国利益，但一旦战争成本较之于收益，成为一种更为廉价的手段时，便会极可能成为国家的优先选项。
此前，美国及西方之所以对伊拉克、利比亚、叙利亚等断然采取军事手段，就是因为对于这些中小国家，具有压倒性的优势，而战争较之于其他手段，反而成为了一种相对低廉的解决方式。而俄罗斯拿下克里米亚，从现有的国际法角度而言，毫无疑问是赤裸裸地侵略与吞并，但西方的指责、制裁、军演交加，却没有丝毫真正动武的意图，说到底，还不是因为俄罗斯的军事威慑？战争是性价比严重倒挂，西方“非不为也，实不能也”。
中国推进人民币国际化，以收取国外铸币税，这是动了美国的禁脔，但战争之所以还没有到来，还不是因为中国军队枕戈待旦，作虎蹲深山的养威之势，令美国心存忌惮，降低了战争作为其工具箱中的可选择性。
如果我们想想卡扎菲刚希望通过引入黄金支持的第纳尔来打破美元在石油货币交易中的主导地位，便招致身死国不灭，就会更加清楚地意识到这一点。
在军事威慑、为人民币赋权的同时，中国强化军力的另一个现实诉求，便是构筑中国海外通道和资源产地的安全体系。
就拿“一带一路”倡议来讲，就目前中国的战略方向，显然是以陆上“丝绸之路经济带”为主，而以“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为辅。这明显有尽量避开与美国发生正面冲突、迂回发展的战略意图在内。而陆上穿越的地区许多都是政局动荡、安全堪忧，没有强大的军力，如何能在这些“地震带”中保障自身的资产、资金、人员安全？
其实这总让我想起长征。
2016年10月的一个夜晚，我走在川西的磨西古镇，起伏的青石路面在昏暗的路灯下发着幽幽的光，逼仄的街道上几乎没有什么行人，这令我深切意识到这里的偏僻与孤远。
我总在想，21世纪的今天尚且如此，80年前红军路过此地时，又该是怎样的冷寂与荒芜？而为了避免与强大的对手正面相撞，红军选择了一条如此艰辛之路，最终保存了自己，走向了成功之路。
今天中国走向莽远、动荡的亚洲腹地，是又一次历史感召下的长征嘛？而这会让中国走向崛起之路嘛？
除了“武备”，中国也在“文攻”。
通过各种接触与对话，中国在向美国传达自身清晰的意图，避免战略误判。
“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摈弃你输我赢的旧思维”、“中国永远不称霸，永远不搞扩张”等“官宣”，都是中国对世界、尤其是对美国西方的政治承诺，而这些承诺背后，依旧是军事经济实力的支撑：不管你信不信，反正你现在不敢动我，我就利用这个时间窗口全力奔跑。
就中国而言，时间是最好的朋友。如要拉长时段往前看，如果中国能够避免矛盾的爆发越过临界点、能够大体消化这个矛盾凸显期的话，我们就有可能平安度过这个风急浪高的“历史三峡”，驶入水阔天高的发展新阶段。
以现在政府的表现来看，我觉得可以说是清醒的。
2017年中印“洞朗事件”发生，网上一片喊打喊杀之声，但两国最终以和平方式解决。
2018年10月,日本首相安倍晋三访问中国。此访是时隔七年日本领导人再次访华，是一次“务实之旅”，中日双方就第三方市场合作达成52项协议。
2018年11月，中印边界问题特别代表第二十一次会晤，双方表示，就边界问题达成“重要共识”。
2018年11月，台湾“九合一”选举，民进党惨败，承认“九二共识”重又成为台湾政坛的重要政治口号。
2019年1月9日，第五轮中美贸易谈判尚未结束。特朗普在推特里发出：“Talks with China are going very well!”（“与中国的磋商进行得非常好！”）
可以看出，中国正在尽全力稳定局面，避免任何一个战略方向的矛盾激化，以防被民粹裹挟、为“政治正确”所绑架，给自己以更大的战略回旋空间。
如果中国能实现这些目标，重新校准全球利益框架，让包括美国在内的西方渐渐接受自己的逻辑，承认现实，放平心态，那么“和平崛起”将真正有了现实的可能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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